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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經營犯罪行為疑難點研究

時間:2020-02-21 來源:長春理工大學 作者:邴菊馨 本文字數:7157字
  摘 要
  
  非法經營罪的認定是將非法經營行為與一般違規經營行為予以區分,是司法實踐中的重要議題。探討和分析非法經營罪的疑難問題,能進一步有效地理解刑法預防與懲罰犯罪的雙控機能,關注刑法對社會生活的介入程度,發揮刑法對經濟社會和人民生活的積極規范作用。
  
  非法經營罪疑難問題研究,是以具體案例為基礎,以審判實踐中遇到的具體問題為導向,對非法經營行為涉及到的案件進行定性分析,圍繞司法實踐中遇到的“國家規定”、“情節嚴重”、“其他經營行為”三個最為重要的疑難問題,明確界限,深入探討,最后提出解決問題的有效路徑使非法經營罪在立法和司法層面均能更好的遵循罪刑法定原則。本文結構如下:

非法經營犯罪行為疑難點研究
  
  非法經營罪中 “違反國家規定”,在《刑法》第 96 條雖有界定,但其范疇仍具有模糊性,從其現狀、認定以及案例三個側面分析可供本罪依據的具體范疇,在司法實踐中明確界定對本罪的法律適用問題,有效限制本罪的無度擴張。
  
  非法經營罪中 “情節嚴重”,分別從具體表述、學理解釋,司法解釋的角度來詮釋如何認定問題。最高院為規范非法經營罪科學化定罪量刑出臺了多個司法解釋,但實踐中司法工作人員在遇到疑難案件時仍感到困惑。本文建議嚴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則,法官合理使用自由裁量權,規范“情節嚴重”的認定,綜合考慮實質違法性等因素,而不能單純僅局限于犯罪數額予以認定。
  
  非法經營罪中“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屬于本罪的兜底條款,先從其擴張的表現分析社會問題以及司法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再從三個層面分析“其他經營行為”不合理擴張導致違背罪刑法定原則、違背刑法謙抑性精神、引發刑罰權濫用。從而科學的限制本罪兜底條款的規制范疇,對市場經濟有效調節起到推動作用。
  
  通過梳理市場經濟中的經營行為,來論證非法經營的行為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非法經營罪中兜底條款的存在,對司法審判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對新型案件的審理工作起到填補法律漏洞的作用,同時也給司法實踐帶來了困惑。通過分析非法經營罪擴張的現狀、原因、存在的弊端,希望能在解決非法經營罪疑難問題方面提供有效建議,為司法實踐提供指導作用。
  
  關鍵詞:非法經營;疑難問題;情節嚴重;解決路徑。
  
  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judicial practice to identify the crime of illegal business and distinguish illegal business from ordinary illegal business. This paper probes into and analyzes the difficult problems of the crime of illegal operation, which can further effectively understand the double control function of the criminal law in preventing and punishing the crime,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ervention degree of the criminal law in the social life,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normative role of the criminal law in the economy, society and the people's life.
  
  The research on the difficult problems of the crime of illegal business operation is based on the specific cases, guided by the specific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trial practice,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cases involved in the illegal business act, and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difficult problems, "other business acts", "serious circumstances" and "state regulations" encountered in judicial practice, clear boundaries and in-depth discussion. The effective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is put forward so that the crime of illegal business can better implement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legality at the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levels. The structure of this article is as follows:
  
  In the crime of illegal business operation, the "serious circumstances" are respectivel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oncrete expression,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The Supreme Court has issued a number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to standardize the scientific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of illegal business crime, but in practice,judicial staff are still confused when they encounter difficult cases in the process of hearing case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judge should strictly abide by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make reasonable use of discretion, standardize the cognizance of "serious circumstances",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the substantive illegality and other factors, and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the amount of crime to determine the seriousness of the circumstances.
  
  Although Article 96 of the Criminal Law defines the violation of the state regulations in the crime of illegal business operation, its category is still vague. It analyzes the specific categories from three aspects of its present situation, cognizance and cases, clearly defines the legal application to this crime in judicial practice, and effectively limits the expansion of the crime.
  
  In the crime of illegal business, "other illegal business acts that seriously disrupt the market order" belong to the disclosure clause of this crime, which first analyzes the social problems and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judicial practice from the expression of its expansion, and then analyzes the unreasonable expansion of "other business acts" from three aspects, which leads to the viol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 the violation of the spirit of modesty in criminal law, and the abuse of penalty power. Therefore, the scientific restriction of the regulation category of the crime claus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effective regulat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By combing the management behavior in the market economy, it is proved that the illegal operation has disturbed the order of the market economy and caused great losses to the country. The existence of the bottom clause in the crime of illegal operation has a certain flexibility to the judicial trial, and plays a role in filling the legal loophole in the trial of new cases, and also brings confusion to the judicial practice.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reasons and drawbacks of the expansion of illegal operation crime, we hope to provide effective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difficult problem of illegal operation crime and provide guidance for judicial practice.
  
  Key words:   Unlawful business operation;Difficult problems;Circumstance is serious ;Solution path。
  
  第 1 章 緒 論
 
  
  1.1 非法經營罪立法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在實施以前,稱之為 1979《刑法》,是在計劃經濟大背景下,受到經濟體制、政治思想、文化觀念等因素的制約,立法內容比較粗疏,立法技術尚不成熟,當時的投機倒把罪則為現行刑法中的非法經罪的前身,因計劃經濟的時代背景,導致投機倒把罪打擊的范圍和處罰的依據并不具體明確,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則。隨著社會經濟的縱深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的經濟體制轉變為市場經濟。1979《刑法》中投機倒把罪的規定非法經營行為已經滯后并阻礙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要細化行為及特許的種類,因此被非法經營罪取而代之。當時在 1997 年的《刑法》
  
  修訂中關于是否保留非法經營罪引起了學界的熱烈討論。直至現在有兩種主流觀點:(1)有的學者認為,新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要求刑法規定的內容要具體明確,這種不確定內容的規定,與罪刑法定原則不符。(2)另有學者認為,刑法不可能窮盡所有犯罪行為,尤其是經濟迅速發展時期,刑法會出現滯后性,又由于禁止類推解釋,對某一罪狀太過明確、具體的規定,失去了它應有的彈性空間,沒有兜底條款的規定也會導致部分犯罪行為得不到及時處罰。法不溯及既往,出現新違法行為后再制定新法,會導致刑法出現空白,鑒于此,刑法規定了非法經營罪的第四項為兜底條款,目的為維護刑法的穩定性,做到及時懲罰犯罪。①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和經濟科技的進一步發展,大批量的市場失范行為隨之涌現,對新型經濟類犯罪無法可依,致使許多行為都被界定為“嚴重擾亂市場秩序”致使很多行為人被認定為本罪。從立法宗旨和市場發展需要來看,這顯然是不合理的。探討非法經營罪,分析本罪的疑難問題,能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刑法的調控機能,關注刑法對社會生活的介入程度,發揮刑法對經濟社會和人民生活的積極規范作用。
  
  1.2 研究的目的、意義。
  
  隨著市場經濟不斷發展,交易方式的多元化,交易種類的多樣化,使經濟類犯罪認定越來越復雜,非法經營罪與市場經濟的發展有著密切關系,但經濟發展不應成為本罪擴張的理由。一種行為區別于其他行為而被納入刑法調整范疇,原因之一是要求該行為必須具有社會危害性,即是否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結果或達到一定的危險程度,而行為人是否構成非法經營罪則必須符合立法目的和司法實踐的價值判斷。我國一直以來的重刑輕民的思想是導致本罪擴張的關鍵因素,通常情況下未先認定是否符合客觀要件,就先主觀入罪,多因數額巨大而先認定為犯罪行為,這種思維模式使司法工作者具有強烈的入罪心理傾向,當然這也是受到傳統刑法四要件的思維影響,如此一來,經濟越發展,會使本罪擴張越明顯。
  
  現代社會,人民的信仰普遍缺失,經濟體制重大變革、貧富差距日益增大、深層次矛盾逐漸凸顯,使經濟類犯罪率逐年遞增。非法經營罪的立法宗旨顯然是為了防控無法窮盡經濟類犯罪而故意留白。社會秩序需要穩定,因此需要我國刑法中規制的犯罪行為相對明確,法律適用者應尊重現有法律框架,解釋現有法律,解決實踐中遇到的問題,應與時俱進的適用法律。鑒于此,研究非法經營罪的疑難問題,在具體案件中適用法律與解釋法律都應符合刑法的基本原則,一方面能有效保護法益,一方面能有效保障人權,達到平衡兩者之間的緊張關系。分析非法經營罪的疑難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通過梳理非法經營罪適用現狀,把握實踐規律;第二,通過分析非法經營罪的兜底條款擴張現狀及出現的問題,探索解決問題路徑;第三,通過研究非法經營罪的適用范圍,能夠更有利于保障人權;第四,通過豐富非法經營罪相關理論,為非法經營罪的理論發展盡綿薄之力。
  
  同時本選題具有重要意義,具體分為以下兩點:
  
  一方面,對非法經營罪疑難問題研究有利于規范本罪的適用范圍,可對司法實踐提供參考價值,具有理論指導意義。我國憲法規定的自由是公民享有的基本權利之一,是法理學的重要理論基礎,解決本罪存在的疑難問題有利于保障公民經營自由,更有利于激發市場經濟的活力。
  
  另一方面,對非法經營罪疑難問題研究有利于劃清罪與非罪的界限,既保障本罪兜底性條款應有的彈性,又限制本條款的無度擴張,在立法層面和司法層面均能遵循罪刑法定基本原則,眾所周知:“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解決司法實踐中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等諸多問題。
  
  1.3 非法經營罪研究現狀。
  
  非法經營罪第一款第四項具備兜底功能,已引起理論界和實務界的熱議,同時也推動了非法經營罪的理論發展,其重要程度不必贅述。但是綜合而言,對厘清本罪與彼罪的助益并不顯著。關于本罪中“違反國家規定”的著述中,大多學者認為適用標準為法律、法規、部門規章中的禁止性規定、行政許可性規定以及政策性規定來確定其范疇。①但這與《刑法》總則中所表述的“國家規定”內涵和外延明顯相悖,刑法中相關罪名的構成要件是嚴格的。有的學者認為,為了進一步體現刑法保護人權的根本屬性,刑法規制的范圍和打擊的犯罪行為,行政法規不能干預,只有這樣才能確保刑法的嚴謹性,因此刑法中的“違反國家規定”應僅限定于狹義的“法律”層面。①這種觀點顯然于法無據,且違背《刑法》第 96 條的相關規定。有的學者認為,應以附屬刑法的形式明確規定“違反國家規定”相關情形,讓刑法保留應有的謙抑性。非法經營罪依據的前提,有可能違反行政違法規,同時有可能違反刑法規定,如果行政法規對行為的性質不能確認,而是依靠后置的刑法來判定行為性質,這不符合刑法作為社會治理最后一道防線的本質要求,有的行為即符合行政法調整對象,又符合刑法的調整對象,是可以兼容的,兩者并不矛盾,行政處罰與刑事犯罪并非是同一法律關系,可以分別予以處罰。②還有學者認為,不能率性擴大非法經營罪的規制范疇,如果前置的行政法規沒有規定對非法經營行為追究刑事責任,對于此類行為刑法就不應作出否定性評價,該類學者認為只有先經過行政法規處罰的,才具有違法性,最終因數額過高,社會危害極為嚴重才需要適用刑法,這種思維方式將行政法與刑法進行先后排序,實踐中卻不可取,因兩大部門法無先后順序之分,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③在對“其他非法經營行為”的研討中,陳興良教授認為,立法者用“其他”二字來進行概括性表述,說明他們對清晰表述該罪本身無信心,擔心將應屬于本罪評價范疇的行為有所遺漏,萬花筒似的社會生活隨時可能出現不符合明確的行為界定。④兜底條款雖然可以避免掛一漏萬,但卻會使司法實踐中認定犯罪行為范圍擴大,而且對此罪與彼罪的認定帶來了極大的干擾,人為設定了困難。法律適用者往往僅結合行為特征闡明“依據相關國家規定”適用本罪進行處罰,而在闡述時不會列明所依據具體的法律規范。長此以往,導致非法經營罪被外界認定為“口袋罪”的詬病,不加限制的適用導致人們對自己的行為缺少明確判斷和合理預期。這樣也會導致,經營者對如何界定其行為應受到行政處罰還是受到刑事處罰缺乏可預見性,從而也會導致經濟的衰退。⑤學者高翼飛根據儲槐植教授最先提出的“只含同類規則”的核心觀念,提出類比推斷說,主張從本罪前三項的規定中提煉出本罪的行為特征,為其他非法經營行為的認定提供法理支撐。依據本罪在刑法條文中所描述的非法經營行為的具體構成要件,應當屬于侵犯了同樣的犯罪客體。⑥也有學者質疑此觀點合理性,認為關于許可經營制度方面的,“進出口原產地證明”顯然未被列入其中,但從實際情況來看,進出口原產地證明不僅應納入國家許可經營制度,更因進出口國家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貿易政策,以及享有相關稅收的優惠政策也存在不同規定,即適用本罪進行調整規范進出口經營行為具有重大意義。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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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本文的研究內容
  
  第 2 章 非法經營罪擴張的緣由
  
  2.1 立法的天然局限與故意留白情形
  2.2 司法解釋權存在僭越立法權情況
  2.3 司法實踐中濫用自由裁量權問題
  
  第 3 章 “違反國家規定”的法律評析
  
  3.1“違反國家規定”的現實狀況
  3.2“違反國家規定”的司法認定
  3.3“違反國家規定”的實務案例
  
  第 4 章 非法經營罪中“情節嚴重”的理性分析
  
  4.1 “情節嚴重”的具體表述
  4.2 “情節嚴重”的學理解釋
  4.3 “情節嚴重”的司法解釋
  
  第 5 章 非法經營罪中“其他經營行為”具體探究
  
  5.1“其他經營行為”擴張的表現
  5.2“其他經營行為”擴張的弊端
  
  第 6 章 非法經營罪疑難問題的解決路徑
  
  6.1 嚴格遵循罪刑法定的原則
  6.2 法官合理使用自由裁量權
  6.3 規范“情節嚴重”的認定
  6.4 準確把握“違反國家規定”
  6.5 完善行政罰與刑事罰銜接

  結 論

  我國采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市場處于主導地位,政府服務于市場。市場自由競爭給市場帶來活力,國家強制力過度干涉則不利于市場經濟發展。就非法經營罪而言,如果過度的擴張將不合法的經營行為都定性為非法經營罪,將使市場主體喪失參與市場經營的熱情。應精簡政府職能,增強市場自治能力,推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關鍵要找準政府管理市場的平衡點,因此對該罪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對該罪的行為界定,入罪的標準的確定,影響著我國經濟的發展步伐,也體現政府職能調節程度,拿捏好規制不法行為的“尺度”有利于體現是服務型政府及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

  非法經營罪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疑難問題主要表現在“國家規定”、“情節嚴重”、“其他經營行為”等問題。司法實踐中司法工作人員任用自由裁量權,司法解釋僭越立法解釋將不斷擴大非法經營罪的認罪范圍。新時期的社會形勢和市場經濟涌現出很多新問題,不斷沖擊著非法經營罪的認罪標準,社會環境不斷變化對非法經營罪要求新的詮釋標準。非法經營的兜底條款和特有的立法背景,使得非法經營罪在司法實踐中面臨諸多問題。面對“其他經營行為”“違反國家規定”“情節嚴重”等不易把握的疑難問題,探討如何合理規制,以確保解決司法實踐中的疑難問題。非法經營罪作為歷史遺留的產物,具有本身的法律價值,但是帶來的諸多問題,也是需要詳加探討,找到即保障人權,又打擊犯罪的有效途徑,最終達到社會和諧穩定,人民安居樂業,共同發展的重要目的。

  堅持罪刑法定原則,禁止類推解釋。對于沒有法律明確具體規定的犯罪行為,司法實踐中應該根據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予以處理。司法工作人員在審判案件的過程中一定要堅持“以法律為準繩,以事實為依據”,通過梳理案件事實,分析非法經營行為是否構成非法經營罪。同時遵循疑罪從無和有利于被告人原則進行裁判。自由裁量權一定是在不超過法律規定邊界的情況下作出的。這也是衡量自由裁量權在司法實踐中是否運用得當的重要標準,是法官把握案件性質進行裁判的關鍵所在。要規范對“情節嚴重”的認定,綜合考慮實質違法性等多種因素。同時司法工作人員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要樹立出罪理念,秉持刑法的謙抑性精神,建議對于非法經營罪的判斷也要與時俱進,考慮在新時期是否具有社會危害性,有沒有擾亂市場秩序,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要結合經濟發展現狀,給予新的判斷。

  參考文獻

    邴菊馨. 非法經營罪疑難問題探究[D].長春理工大學,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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